老冠祥 (時代領袖碩士學生)
日期：2021年9月27日 MCL 03：信仰與學問結合
目錄
引言
1.0 基督教信仰與新聞傳播
大眾傳播的一些假設、前提
基督教的觀點
對基督教文字工作/大眾傳播的一些專家/學者的意見
1) 斯托得：C型觀點
2) 蘇恩佩：這一代先知在那裡?
3) 梁永泰：文化傳承
4) 蔡元雲醫生：從辦雜誌到作政府智囊
2.0 當代香港基督教大眾傳播
雜誌
報章
書籍
網站
3.0 當代香港基督教大眾傳播作用及其意義
傳揚基督教信仰的訊息
先知的聲音:創造基督教社關文化
構建公民社會的一部份
培養基督教的傳播人才
4.0 香港基督教大眾傳播的挑戰和回應
國安法下香港基督教媒體環境的困局
傳播與神學的結合:培養新一代的香港基督教傳播人才
A．浸神基督教研究課程
B．恩光書院時代領袖碩士課程
3. 香港的基督徒新聞記者
總結
引言
2021年3月30日，美國發表了2020年人權年報，在針對香港的方面，年報指北京違反國際承諾「系統性摧毀香港的政治自由和自治」，包括國安法破壞香港人權，司法獨立受到挑戰，警方任意逮捕並粗暴對待示威者和被拘留人士，國安法令港人的言論、新聞和互聯網自由遭到更嚴格限制。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John Blinken）回應稱，香港繼續不獲享有美國的特殊待遇。[1]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2021年5月28日在記者會上駁斥道：美方有關言論無視基本事實，對中國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區政府及立法會無端指責，美方關心香港民主和港人權利是假，插手香港政治、干涉中國內政是真。[2]
但無論如何，香港傳媒正面臨嚴竣的考驗。筆者從事新聞工作前後有30多年，也曾以不同的形式參與過不同的基督教媒體，有些親身的體會。本文想從基督教信仰與新聞傳播的角度，反思兩者之間的觀點和異同，及個人的一些信仰反省。同時，檢示香港基督教傳播媒體所扮演的角色，展望未來，包括基督徒新聞記者的回應。
媒體對人類是十分重要的。一旦媒體消失，人便會失去判斷了解社會發展的公開情報來源，讓人慢慢迷失方向。國際著名的經濟評論大師長谷川慶太郎在《情報力》一書指出，不論大眾傳播有多公開，只要具備分析情報的能力，就能成為你的公開基礎情報。從報章或雜誌詳細蒐集資料，隨著不斷累積，就能發現到在各種情報的底流中所流動的特性。[3] 進而，教會更新總幹事胡志偉牧師在一篇題為〈本週評論：新聞自由喪鐘已響〉文章中提出警告，當新聞自由喪鐘已響，宗教自由還剩下多少 ? [4] 正如本文稍後提及到媒體具有「環境守望」等的功能或「媒傳在社會危機中常常扮演重要的角色」，一旦媒傳監察社會的功能被削弱，社會的其他自由就有可能得不到有效地受到保障。
1.0 基督教信仰與新聞傳播
1.1 大眾傳播的一些假設、前提
大眾傳播的定義，簡單來說，就是利用傳播工具，把一定的意識內容，傳播給大眾的一項行為。[5] 其基本功能是消息的傳遞和對社會分析。傳播學先驅拉士維爾指出，傳通的三大社會性包括:環境守望，結合社會來適應環境，文化傳統的遞傳。[6] 媒體的各級「把關人」（gate keeper）在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傳媒機構會招聘和媒體意識形態或信念相近的人出任主要負責人，其他的「把關人」在媒體工作中耳濡目染下，多會接受傳媒的意識形態或信念。同時，在傳播的過程中，傳播理論稱之為加密（Coding）和解密(Decoding)的過程模式。
在西方，傳播大師麥克魯漢（Herbert Marshall McLuhan，1911年－1980年）有一本經典作品《認識媒體：人的延伸》（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7]，他在書中提出大眾傳播就像「人的延伸」，例如電視像人眼晴的延伸。因此，有些人認為Seeing is Believing，電視新聞就是「真相」。事實並不完全。例如，在美國的新聞中，經常會見到白人警察摳打黑人的畫面，事實上我們並不知道在新聞拍攝前後到底發生了甚麼事情？中國有一句古語：「盡信書不如無書」。
大眾傳播理論中，有一種依政治經濟學派分析認為：大眾傳播機器控制在資本家/國家手中，因此要符合資本家/國家的利益。而在大眾傳播中，弱勢社群（如基層、女性、宗教團體、原住民等）常被忽略，西方馬克斯主義大將之一的葛蘭西（Antonio Gramsci）認為弱勢社群抗爭須提出「立場之爭」（war of positions）的意識形態與挑戰。[8]
1.2 基督教的觀點
基督教的觀點對大眾傳播和大眾傳播的理論有不同的看法。基督教信仰認為，信仰與生活是密不可分的，基督徒也須要接收大眾傳播的資訊。西方當代著名神學家卡爾巴特（Karl Barth）便說：「一手拿聖經，一手拿報紙」[9]。從宣教溝通的觀點則認為聖經文化、宣教文化和受眾文化呈品字型的三角關係，互有關連[10]。換之言，我們還要顧及聖經文化和宣教文化。故此，基督教媒體常會提醒信徒的身份使命和鼓勵信徒踐行真理。
在耶穌時代，據馬可士˙伯格(Marcus J. Borg)在《耶穌的另一面 歷史耶穌與當代信仰的相遇》（Meeting Jesus Again for the First Time: The Historical Jesus & the Heart of Contemporary Faith）一書中稱：耶穌的憐憫觀念是政治性，他直接、重覆地挑戰當時社會的主導範式。[11] 約翰˙卡普托（John D. Capulo）在《耶穌會如何解構 後現代主義給教會的消息》（What Would Jesus Deconstruct? The Good News of Postmodernism for the Church）一書中稱：雪爾頓牧師寫了一本為《跟隨祂的腳蹤》的書，剌激了後來的WWJD（What Would Jesus Do）工業。雪爾頓呼籲每一個人做出改變和負責任。[12]
基督教信仰提倡關心鄰舍(路十25-37)，弱勢社群是我們關懷的對象。英國著名神學家斯托得(John Stott)牧師認為，在一個改變、複雜、多元的世界，基督徒的參與是需要的，並且有影響力。蘇恩佩強調，基督徒要關心社會，關懷弱勢社群。因此，基督徒需要創辦自己的媒體，發出自己的聲音。下文有進一步的闡釋。
1.3 對基督教文字工作/大眾傳播的意見
1.3.1 斯托得(John Stott)：《C型觀點 基督徒改變社會的行動力》(Issues Facing Christians Today) (4th Edition))
斯托得是一位著名的福音派神學家，他在《C型觀點 基督徒改變社會的行動力》一書中，提及第一位提醒福音派重新負起社會責任的人，或許要首推美國的基督徒學者卡爾․享利，他是《今日基督教》雜誌創刊主編。他在《現代基督教不安的良心》一書中，提出這點。……1966年，在美國世界宣教大會最後一堂聚會中，與會者一致接受惠頓宣言，其中強調，將「向萬人傳播福音的基本要務」、「用言語為耶穌作見証」和「福音的社會行動」結為一體，……1974年7月在瑞士洛舉行世界福音會議……在閉幕時通過了《洛桑宣言》……第五段則名為「基督徒的社會責任」。[13] 斯托得是《洛桑宣言》的推手。因此，包括香港在內的福音派基徒在1970年代後開始強調「社會關懷」和「社會責任」。
當代著名福音派佈道家葛培理可說是這方面的踐行者。據他的女兒葛安妮（Ann Craham Lotz）稱，葛培理十分關心世界大事，每天都有不同報章送到他家門，國外、全國性和本地的都有。他訂閱所有主要的新聞雜誌，一份都仔細閱讀。每天傍晚，當晚餐預備擺在桌前，他必定會停止一切活動，伏在電視前收看晚間新聞。[14] 葛培理牧對世事的關心及對其在美國和國際的影響力，根據中國內地出版的《美國基教福音派及其對國際關係的影響 以葛培理為中心的考察》一書稱：「1996年5月，美國《時代》將稱葛培理為新教的『教宗』，並認為他是世紀全球最具影力的十個人之一」。[15]
1.3.2 蘇恩佩：這一代先知在那裡?
《突破》雜誌創辦人之一蘇恩佩在星加坡「門徒訓練中心」認識一位韓國男子，讓她了解「先知的使命」的意義。先知都是很愛國的，也有強烈的民族觀念。先知是神所揀選的，要完全投身，對神會承擔起責仼。她聽見內心的聲音說：本地的基督徒應聯合起來辦一份有水準的刊物，在社會上發出基督徒的聲音。[16] 蘇恩佩問道：她能為這城做甚麼？她有的只是病弱的身軀和一枝禿筆。但她真的相信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17] 蘇恩佩投身在香港的基督教文字工作中，《突破》雜誌不是一本雜誌，而是一場運動。
余達心在《吶喊》創刊詞稱：《吶喊》希望能喚醒一些對時代不聞不感的基督徒;透過討論一些關切的問題，剌激他們反省。另一方面，我們更大的希望是--《吶喊》能成為一群敢於回應時代需要的基督徒的匯點。[18]
先知的作用，據布魯格曼(Walter Brueggemann)在《先知式的想像》(The Prophetic Imagination)一書中稱：「為窮人、被剝削者、沒有條件適應從傳統的宗教生活過到王國生活的人，提出抗議，是先知的宣講中，最有力的一環。……先知對於漠視公道和公義發出批判的言論，都意味著維持正確的秩序、社會結構和尊重各階層的利益的法律程序都應該給了重視。」[19]
1.3.3 梁永泰: 文化承傳
前《突破》總幹事梁永泰在《新領袖DNA》一書中提到「文化承傳」時稱，如果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認為未來是「文明、文化之爭」的立論正確，未來領袖要做文化之間的「和平之子」或橋樑，就必須認識自己的文化傳統，並了解本國本族與別國文化的異同，融和共通。[20] 因此，香港的基督徒媒體人應加強對中國國情和中國文化及西方神學有更多認識，以便可以扮演好作為中西之間橋樑的角色。
1.3.4 蔡元雲醫生:從辦雜誌到作政府智囊（香港基督徒口述及文獻史研究）
蔡元雲醫生1971年畢業於加拿大曼尼托巴醫學院，獲取醫學博士學位，學成後旋即返港。1973年創辦《突破》雜誌。在港英政府時代，蔡元雲醫生獲邀加入政府中央政策組（Central Policy Unit），為政府出謀獻策。蔡醫生表示他也真的很受蘇恩佩影響。[21] 蔡元雲醫生因創辦《突破》而獲政府重視。
2.0 當代香港基督教大眾傳播的現況及媒體功能
在殖民地時期的香港，教會在媒體的聲音很少。據嘉偉德牧師(Wendell P. Karsen)在回憶錄稱：1978年他任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執行幹事，一度兼任該會「傳播中心」總監。該中心透過港台和商業頻道提供基督教節目，並出版一份英文季刊《新聞與觀點》，該份季刊成為讓倡議改革的基督徒和教會領袖以英文公眾事務發表意見的主要渠道。[22] 到了《突破》雜誌的創刊，打破了這個局面。
2.1 雜誌
（A）突破雜誌。「突破」的始創人之一蘇恩佩女士（1937？-1982）。1930年末生於香港。1963年赴美進修神學。1972年病情惡化回港定居，她具有清晰的使命，更擔具先知的角色[23]，1973年開展突破運動，在翌年1月推出《突破》雜誌，以抗衡文化、逆流而上為使命。1979年創刊《突破少年》雜誌，並出版了第一輯《突破叢書》。[24] 1999年8月，《突破》雜誌出版最後一期，為這份創辦25年的雜誌劃上一個休止符。[25] 根據梁科慶研究298期《突破雜誌》後，引用甄雅各(James F.Engel)的研究對福音預工的肯定:「許多沒有走近教會的非基督徒，至少有初步明白，他們的的生命與福音牽連。」並引用蔡元雲醫生的說話，「針對文化弊病，提倡文化抗衡，啟迪年輕人擺脫物質主義、個人主義、無神論」。[26]「福音預工」最先是由美國惠頓大學傳理學教授James F. Engle提倡的。[27] 筆者是在羅乃萱擔任總編輯時，曾替《突破雜誌》寫了最後幾期，介紹一些中國問題的書籍，直至雜誌停刊為止。
（B）《吶喊》雜誌。香港基督徒在創辦《突破》雜誌時，又創辦了《吶喊》雜誌，由余達心寫創刊詞，最高峰時訂戶達五千多份[28]，後來停刊。
（C）《橄欖》雜誌。《橄欖》雜誌原本是香港大學基督徒團契的內部刊物，一度曾公開發售，霍玉蓮曾擔任過該雜誌的首位女總編輯[29]。《橄欖》雜誌對港大學生和知識份子有一定的影響力。
（D）《天使心》雜誌。由香港基督教組織影音使團在2006年開始出版的月刊雜誌，內容有點像一本優雅的基督教版娛樂雜誌，並透過7-11和教會書局公開發行。香港基督教組織影音使團成立於1989年，是一個致力於製作影音媒體作福音佈道的機構。使團後來創辦福音電視及電影製作。[30] 筆者現時每期替該雜誌推介一本基督教書籍。
（E）《號角月報》。《號角》香港版由角聲佈道團香港分會出版，是全球各地《號角月報》的一份。角聲佈道團總會最初在美國紐約創辦報紙，目的是為傳揚福音。其後在世界不同國家和城市創辦。《號角》香港版原先是大型報章尺寸[31]，現時改為雜誌形式。目的是向非基督徒傳福音，透過在教會，指定的派發點和間中在街上派發。筆者由第一期開始，每期為該刊寫一個有關媒體的專欄。
2.2 報章
（A）《基督教週報》是由一份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成立於1915年)出版的刊物，至今已發行近3000期，約有57年的歷史，主要是針對堂會層面派發或訂購。筆者在「記者團契」時，曾協助在該報上組織一個由基督徒記者和教牧同共寫同一題目的專欄，反映記者和教牧的不同角度，前後約有一年多。
（B）《時代論壇》。上世紀八十年代，香港社會面對九七前途問題，一群關心社會的牧者及教會領袖同心領受教會更新的異象，探討信徒在歷史變遷中的角色，除了寫下《信念書》等立場文件外，1987年衍生了《時代論壇》。[32]《時代論壇》於同年創刊，打破教會週報多年來由《基督教週報》壟斷的局面，讓福音派教會多了一個發表的媒體。[33]《時代論壇》是一份週刊，主要是針對信徒訂閱。當年筆者在《星島日報》的同事李錦洪，他兼任該報總編輯的關係，因此筆者從早期便在《時代論壇》參與撰寫專欄和報導多年。
2.3 書籍（基督教出版社）
香港有多家基督教出版社，包括基道出版社、宣道出版社、道聲出版社、基督教文藝出版社、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文字部等，並組識基督教出版聯會，聯會成立有33年。筆者曾應邀在多家的基督教出版社的書籍中撰文。
香港的基督教出版社曾出版過如楊牧谷著的《學運、國運與華人教會》、邢福增著的《中國乎 ?本土兮! 身份認同的十字架》、邢福增著的《變局下的徘徊》、陳家富、張慧嫈合編的《當神學家遇上政治》等關懷社會時事的著作。
據一份調查顯示，香港區基督教出版機構有41%每年平均只出版初版品1至3種，有33%每年平均出版初版品4至16種，只有少數出版機構能夠每年平均出版初版品17種或以上。再版品方面，44%的基督教出版機構每年平均有1至3種，30%的出版機構每年平均有4至16種，只有少數出版機構每年平均有17種或以上。無論是初版品或再版品，有半數的基督教出版機構平均每年只能出版冊數一萬以下。[34]
部份基督教出版社有悠久的歷史，如基督教文藝出版社（前身是上海廣學會）在2021年已創立70周年，故以「文藝七十」作為是次香港書展參展主題。[35] 據陳培德在〈當前教會文字出版之我見〉一文中稱:香港教會出版事工的困難，歸納起來，包括：領導交棒問題；為發展或避險在海外多地設分會分社衍生管治難題；移民潮引發不少有經驗人才流失；出版方向由文編主導轉向企畫規畫；害怕積壓庫存而減少書籍出版數目和數量；由堂會或讀者主動選書閱讀變成市場導向；旗艦型書店出現改變了市場板塊；物業租值暴漲引發書店結業潮；出版資金投入不足致使行內惡性拖欠帳款嚴重。這是個極大、極難解的困局！[36]
據一份調查顯示，香港區基督教出版機構普遍面對缺乏人手的困難：總編輯級別平均欠缺人手67%，編輯級別平均欠缺人手46%，助理編輯級別平均欠缺人手60%，校對員欠50%，發行同工欠18%，美術設計欠16%，正稿員欠14%。此外，出版機構很自覺在人力財力方面的薄弱，在那份調查中，出版機構被問及『貴機構目前面對的最大出版壓力是什麽？』30%出版機構回答最有壓力的是『欠缺作者』，位列最大困難的榜首，26%出版機構回答最有壓力的是『欠缺人力資源』，位列第二；19%出版機構回答最有壓力的是『財政』，位列第三。[37]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出版部部長吳思源2019年在〈教會移民潮與荒年的準備〉一文稱:幾乎可以預期，未來兩三年內，香港將有一個很龐大的移民潮，而香港的教會，因為會友多屬中產，選擇移民的比例更高。對教會的影響，立竿見影的是人數減少，奉獻亦急速減少，而這亦嚴重衝擊香港的福音機構，不少機構因入不敷支而要裁員甚至結業。[38]
同時，在《港區國安法》實施後，康文署先後把合共34本書從公共圖書館下架覆檢，研究書籍內容是否違反《國安法》，而最新一輪的下架書籍共有16本，康文署於2021年5月27日下架，並於5月29日確認安排。這次被下架的書籍包括部份書名含「公民抗命」字眼的書，有5本與基督教團體及作者相關，如彭順強著的《公民抗命三巨人：甘地、馬丁路德金、曼德拉》，以及戴耀廷、朱耀明和龔立人等人合著，由雅歌出版社、《時代論壇》和香港教會更新運動出版的《公民抗命與佔領中環：香港基督徒的信仰省思》，也包括由基督教機構突破出版的《生於亂世，有種責任》（周淑屏著）與兩期季刊書誌Breakazine──第五十九期《催淚香港》與第六十期《勇氣不滅──在極權時代直面恐懼》（未有出版）。基督教《時代論壇》就事件向這些書籍的作者查詢，部份人表示不理解下架原因為何[39]。
未來，香港基督教出版社將更多利用網上社交平台。前《時代論壇》社長李錦洪在〈開拓基督教文字出版的時代新頁〉網上貼文稱:BookBookLike平台的設立，是一扇通往全世界使用中文地方的出口，讓我們一齊努力，讓它能夠不斷擴張，開拓基督教文字出版的時代新頁。[40]
香港的基督教出版機構除出書外，過去曾向內地贈書，對推動內地的神學教育有一定裨益。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與中國基督教全國兩會早前合作在港收集屬靈書籍計畫，並將之捐贈予內地神學院，以舒緩內地各省市神學院、聖經學院對屬靈書籍的極大需求。共收得約近三萬本的書籍，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現呼籲全港各教會、基督教機構、基督教出版社或個人積極參與屬靈書籍的捐贈，捐贈書籍主要包括神學、屬靈、釋經、見證及教會事工五大方向。[41]
2.4 網站
《基督日報》是香港一個基督教新聞網站，由一所宣稱獨立、跨宗派的基督教媒體公司、基督日報有限公司(The Gospel Herald Ltd.)擁有。《基督日報》在美國及香港設有辦公室，內容包括環球和香港教會的新聞[42]。筆者曾應邀替該報撰寫過一兩篇文稿。
網媒為基督教文字工作帶來新機遇。前宣道出版社社長王礽福對「文字事工」下的定義是：「文字事工就是按著聖經真理，透過文字，爭奪對世界的詮釋權，從而改變受眾的思維與生活。」從這個角度看，網上媒體的興起，把參與文字事工的門檻大大降低，只要你願意寫，就有發表空間！人人都可以投身成為文字工作者，至於有沒有人看，除了機遇，更要看你文字本身的含金量。」[43]
3.0 當代香港基督教大眾傳播作用及其意義
3.1 傳揚基督教訊息
不過，Z世代仍是不容易接觸的一群。據雅各․懷特(James Emery White)在《擁抱Z世代》（Meeting Generation Z:Understanding and Reaching the New Post-Christian World）一書中指出：愈年輕的一代，就愈趨向後基督化。所謂後基督化者，是指「無宗教歸屬者」。[44]美國的神學家邁克․何頓(Michael Horton)在《沒有基督的基督教》(Christless Christianity)一書中稱：「今日在美國的教會，非常執著於實用、適切、有幫助、成功，或許甚至希望大受歡迎，近乎是要反映出世界本身的樣子。」[45] 面對這樣的Z世代和這樣的教會，基督教主恩會於2006年開始開辦青年牧者訓練學院，作為新形式的短期神學訓練場所，培育青年人成為事奉領袖。該院與《時代論壇》及青心合辦過名為「青牧神學日」的公開講座，講題為「牧養Y世代的挑戰」，由《時代論壇》社長李錦洪主講，該院院長陳偉民牧師及青心總監劉穎回應，約200多人出席。[46]
教會似已注意這個問題，2021年7月31日，世界華福中心舉辦第七任總幹事線上交接典禮，由陳世欽牧師交棒給年僅40歲的董家驊牧師，陳世欽牧師與董家驊牧師過去2年運用新的手法，像是透過Tip Talk名人講座話題吸引年輕人關注，也藉由Podcast、Youtube等多媒體節目連結全球華人教會領袖從不同的專業領域、跨代探討信仰生活的實踐。[47]
3.2 先知的聲音: 創造基督教社關文化
美國《今日基督教》執行編輯柯羅奇（Andy Crouch）在《創造文化 世界潮中的福音新呼召》(Culture Making Recovering Our Creative Calling)一書稱：如果文化是「人類對世界的理解和從中創造」，那麼當人類站上世界這剛剛開展的戲劇，我們會期待找到頭幾個線索。[48]台灣傳播學者汪琪教授稱：文化使人由「生物的個體」成為文明世界中的「人」。傳播則是實現這個過程的重要因素之一。……傳播對文化的形成功不可沒。[49] 傳播對社會產生重大影響，台灣傳播學者潘家慶在《傳播與國家發展》一書中指出，許多西方社會科學學者如韋伯（Max Weber）、羅斯陶、麥克里蘭、海根、佛瑞的看法，他們認為傳播與發展理論中占有極重要的份量。[50] 台灣傳播學者鄭貞銘指出：大眾傳播在現代化過程中作出的貢獻包括:啟迪民智，提高民眾的政治知識和政治興趣，加強社會各階層間的交流，培養人的「成就動機」等。[51]
香港基督教媒體仍有許多有待改善的地方，曾任編輯的吳思源談基督徒的媒介使命時稱：現代媒體最缺乏是，正是愛的傳播，人性的肯定，人文關懷確立與尊重。[52] 新聞界出身的老冠祥提及基督徒文字編輯的意義有三方面，分別是：（1）透過文字來建立生命，見証信仰；（2）透過出版讓作者、讀者和出版商取得三贏局面(即作者可以出書，讀者可以閱讀到好書，出版商有盈利)；（3）透過出版來抗衡文化。[53]
筆者認識的已故台灣《曠野》雜誌社長蘇南洲給我們樹立了一個好榜樣，據他的遺孀彭海瑩女士稱：蘇南洲從在東海大學讀書時，就擔任校內基督教刊物《葡萄園雜誌》社長，1982年兩人結婚後就開放家庭、成立團契，1987年蘇南洲和彭海瑩共同創辦了雅歌出版社及《曠野》雜誌，其中《曠野》雜誌出版34年「從未脫期」，均按時出刊，對於社會時事議題，均有融合信仰的鞭辟入裡發人深省的宏觀觀點，特別是為弱勢族群發聲。[54]
3.3 構建公民社會的一部份
德國學者哈貝馬斯（Jurgen Harbermas）認為，自由社會的公共領域，早期的雛形是所謂的「布爾喬亞公共領域」，其中又可分為「藝文領域」與「報業」。[55] 公共領域存在的根本意義是公民提供自由參與政治對話和討論空間，是現代民主的濫觴。[56]
媒體在建立公民社會占有重要位置。梁永泰院長在《新領袖DNA》一書中稱：「媒介的社會角色，最明顯是建立公眾意見基礎，簡稱『民意』。傳播學者Elizabeth Neolle-Neumann指出，社會發生重大事件時，傳播會提供消息和討論空間，分析事件。……傳媒在社會危機中常常扮演重要的角色。」[57] 不過，台灣資深傳播人管中祥指出：新聞媒體惡性競爭，不僅讓社會日漸去政治與去公共化，更讓民眾與公共事務漸行漸遠。[58]
1997年之前，香港社會仍保留著一定的言論空間。香港傳播學者杜耀明稱為「多元並存的格局」，政治及思想觀的多元化同時是香港新聞的一大特色。[59] 隨著97後香港「第二次回歸」，香港的言論空間正在收窄中。前立法會議員黃碧雲稱:「如果香港完全內地化，我們失去特色…像大陸的那套pattern，打壓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這就失去一國兩制了，這其實不是基本法所講的初衷。」[60]
香港教會應從神學的角度去思考其「發言權」。香港神學院教授趙崇明稱，「香港教會不是要『非政治化』，反而是需要發展一套「非世俗化」（即「分別為聖」）的政治神學或公共神學……即以天國的政治倫理去批判世俗政治的意識形態。」[61] 當然，在一些富有爭議性的問題上，容易出現不同的意見。崇基神學院白培德副教授指出：我們不應從我們所宣稱的上帝旨意裡直接推出我們在憲法和政治上的偏好；除了被釘十字架的基督，上帝與政治世界之間沒有直接的橋樑。[62] 不過，有關信仰與公共之間，不同的神學家有不同的見解，這不是一個三言兩語可以說清楚的問題。[63]
3.4 培養基督教的傳播人才
以《突破》雜誌為例，在蘇恩佩領導之下，《突破》雜誌擁有大量義工，這些義工部份後來成為香港教會各方面獨當一面的人才和基督教文字工作者，有擔任神學院領導的余達心牧師(曾創辦《吶喊》雜誌和擔任過《時代論壇》首任社長)和梁家麟牧師（曾任《突破》雜誌編輯），基督徒作家有羅乃萱、吳思源、許立中等一大批的基督徒作家、編輯，還有一些人後來轉投到教育界和其他領域。現時香港的基督教的出版界多少有前《突破》雜誌的影子。
4.0 香港基督教大眾傳播的挑戰和回應
4.1 國安法下香港媒體環境的困局
在未有《香港國安法》之前，部份人對香港的媒體的素質已有意見。本身是雜誌編輯出身的梁家麟牧師便批評說，（香港）「媒傳並不可信」[64]。特首林鄭月娥
2021年5月4日表示，特區政府正在研究制定「假新聞法」，以應對「錯誤信息，仇恨言論和謊言」，但補充說她沒有立法的時間表。[65] 記協主席陳朗昇反對政府訂立「假新聞法」，形容將成為傳媒頭上的一把刀，又指傳媒的環境已愈來愈收窄，立法將會令傳媒更擔憂。[66] 根據美國新聞自由委員會(The Commission on Freedom of the Press)出版的《一個自由而負責任的新聞界》(A Free and Responsible Press)一書中，列出新聞自由的原則有15項，其中之一就是「政府保護反對政府的自由」[67]，但香港的情況顯然沒有跟循此原則去踐行，原因值得我們去反思。
《香港國安法》於2020年7月1日生效以來，對香港的傳媒生態帶來重大影響。港台被打壓整頓，有線新聞高層人事變動後作風大變。[68]《蘋果日報》關門[69]，《852郵報》下架早前發布的所有影片；《Winandmac Media》公布，撤離香港並取消在港的商業註冊。[70] 網媒《看中國》前記者Nina於2021年7月1日直播銅鑼灣刺警案過程，在沒有律師陪同下，遭警方國安處人員帶到警署錄取「警誡口供」，其後扣留旅遊證件。[71] 香港著名的傳媒人陸續封筆[72]、封咪[73]，或移民海外[74]，香港的獨立聲音趨向萎縮。
香港的教會媒體也受到波及。曾在反送中期間表態支持抗爭者的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網站一度疑被港府封鎖，至2021年4月28日，有關網站已經解封。親北京的《文匯報》報導指該會涉及《港區國安法》的案件。[75] 突破機構屬下的《Breakazine》有一期宣布停刊 [76]。有外國教會媒體報導，香港聖公會教省主教長陳謳明大主教表示，教會雖然可以繼續進行崇拜，但教會的言論自由已經受限制。[77] 崇基神學院新院長葉菁華教授被問及反修例運動和國安法實施後的影響，他指出由於身處大學，相信仍可享有一定程度的學術自由、思想自由，故暫時無需過分擔心。他相信一些基督教信仰的大原則仍可宣講，例如對弱勢及社會公義的關注。但他坦言，自己比以往更為謹慎，以免觸碰地雷。[78] 宣道出版社社長王礽福傳道因牽頭組織「榮光敬拜事工」，而被香港親中報章點名批評，他於《港區國安法》生效後離開香港，前往台灣，成立「榮光教會」。王礽福傳道認為香港已經沒有任何言論自由空間。[79]
根據BBC 2020年12月報導，「《香港國安法》實施六個月：毀滅自由出版的最後一擊」。[80] 香港記者協會發表的2021年度言論自由年報，題為《破碎的自由》。年報總編輯楊健興認為，過去一年香港傳媒環境急速惡化……未來將會更為明顯。[81] 教育專業人員協會（一般簡稱教協）、民間人權陣線（一般簡稱民陣）先後宣布解散，香港記者協會（一般簡稱記協）會否成為下一個對象?面對後殖民地的香港處境，馬克˙布雷特（Mark G. Brett）在《去殖民化的上帝 帝國主義浪潮中的聖經》(Decolonizing God:The Bible in the Tides of Empire)一書中，引用林貝克（George Lindbeck）認為，以基督教為例，需要通過其經文所提供的視角來詮釋這個世界。[82] 面對這樣光景的城市，提倡城市宣教的林西肯(Robert C.Linthicum)在《上帝之城 撒但之城 城市教會的聖經神學》(City of God, City of Satan—A Biblical Theology of the Urban Church)一書中，在結束的一章標題正是「竭盡所能，堅持立場：以忠誠回應信實的神」[83]，以此鼓勵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