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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與傳統中國五倫關係的相遇

陳啟柏博士(陳博士)在香港長大。1987年他以九優會考成績畢業及代表香港參加第卅屆奧林匹克國際數學比賽。 他後來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進修、獲得學士及碩士學位。他在1990年成為基督徒,2016年在哥頓康威神學院(Gordon 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獲道學博士學位。陳博士現任波士頓中國基督教救恩堂(Boston Chinese Church of Saving Grace) 暫任牧師。除了擔任專業軟件工程師之外,他在學生工作和網絡事工方面亦有豐富經驗。



有見及科技自1992至今急速發展和全球擴散,改變了科技世界的山脈,陳博士深入探究科技發展的概要、威脅和影響。他闡釋科技的發展步入2018年的情況如下: 資訊和知識的含糊、人工智能挑戰人類智能、機械取代大部分勞動力、全球化挑戰價值和文化、以及 確立“勝者取全”的經濟模式。 


陳博士檢視了科技在全球的發展階段,包括亞洲文化和社會。 他認為科技發展已經是從「工具使用文化」時期進入到「霸權科技 」時期至現今的「極權科技」時期。在一個工具使用文化時期中, 科技定義技術。 在「霸權科技 」中,科技定義問題。 在「極權科技 」中,科技定義人類!  在「極權科技 」中,科技變成終極目的。 在「極權科技」中, 科技被認為比傳統文化價值更為卓越。 這是一個「極度霸權科技」的年代,人類的思想和生命價值現今已經被科技支配成為科技的從屬了。 


尼奧布士文(Neil Postman)在他一書《極權科技: 降服於科技的文化》 (Technopoly: The surrender of Culture to Technology) 中,描述美國人是如何降服於科技、甚至將科技變成自己的宗教。布士文建議現代人必須抗衡科技、尋求自救之路。 作為東方人的回應,陳博士建議應該融合傳統中國的五倫關係和基督教的倫理價值觀、以抗衡科技在亞洲處境中帶來的挑戰。 


至於如何能夠結合中國五倫關係與基督教的信仰、共同抗衡「極權化科技」的新文化,並為科技與信仰之間保存應有的活潑生命力呢? 陳博士解釋亞洲人民均是高度尊崇中國儒家奉行的五倫關係,即是: 父子有親(親密)、 君臣有義(忠義)、夫婦有別(差異)、長幼有序(尊卑)、朋友有信(誠信)。 若是從基督教信仰的角度看,陳博士建議傳統中國的五倫關係可以被理解為: 神是父親、 神是君王、神是丈夫、基督徒是兄弟姊妹(基督是長兄),和神是人類的朋友。

陳博士又解釋如何能夠整合傳統中國的五倫關係和聖經的信仰、去積極抗衡在亞洲文化處境中的極權科技。 陳博士介紹兩種不同的命令觀,即是: 『法理的命令』和『契約的命令』。 在過份強調法理的處境中,命令容易被濫用、變成壓迫異見分子的工具; 但在契約保護之下,命令卻是肯定地維護人類的尊嚴、尊重人權的。 《聖經》中的《腓利門書》可以提供一個好的例子,即是: 契約下的人際關係是可以超越當時羅馬奴隸制度的法理要求。 因此,若要重建中國傳統的五倫關係,關鍵是在於能夠明白契約命令和法理命令不同之處,這樣才可以有效地抗衡在亞洲處境中的極權科技。


「關係」是中國或亞洲文化的一個關鍵的生活元素。 陳博士建議用一個四步曲的行動計劃來抗衡21世紀的極權科技,即是: 1) 知足的生活態度; 2) 小心科技產品的副作用 3) 建立健康的家庭及社群關係; 4) 強調生命的意義及目標遠勝於數字及量度的指標。知足能防禦對科技的盲目崇拜。 提摩太前書6章6節說:『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 若是能夠確認傳統中國的五倫關係文化恰如聖經的契約命令的話,並能看重人倫關係中的不同名分和禮儀的話,陳博士相信,每個人便可以在個別的人倫關係中找到一個正確和恰當的位置了。

 

最後,陳博士亦承認在亞洲文化中的人類的身分與價值也將會面臨被「極權科技」侵蝕的危險。「極權科技」的發展也可能會是在亞洲產生出強化政府權力的效果。 譬如是在中國,「極權科技」可以成為政府的一個統治人民的工具。 當人民相信科技時,政府便可以輕易取得人民的控制權。 結果,在「極權科技」的統治下,人類的抉擇、道德的決定和人類的價值標準都被政府奪去。所以若果政府過份強調或錯誤地使用數字數據時,便會出現一個真正的危機,就是: 人民的價值判斷和道德思維將不會再被視為是有真正的價值和意義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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